在瑞士达沃斯，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展示了他对欧洲的傲慢与偏见。他嘲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总统位置上干不长了”，称欧洲“没有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指责北约盟友不感激美国的付出，并批评丹麦在格陵兰问题上的态度。
特朗普对欧洲国家和主流政党的冷嘲热讽部分源于欧洲极右翼政党对他的支持。然而，近期这些政党开始与特朗普拉开距离。新年以来，美国突袭委内瑞拉和试图获取格陵兰岛的举动考验着欧洲价值观。欧洲国家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双重标准，而欧洲极右翼阵营则意见一致地反对美国的行为。
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指责美国违反国际法，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抨击美国的“帝国野心”，斯洛伐克极右翼政党领导人乌日里克谴责美国“绑架另一个国家的总统”。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操作不仅引发传统盟友的不满，也让长期与其遥相呼应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感到不安。他们在反移民、反建制、强调国家主权等议题上曾被视为特朗普的天然盟友，但当美国以“美国优先”为名挑战盟友主权时，这些政党并未如预期般站队，反而表现出明显的犹豫。
格陵兰岛问题迅速升级为跨大西洋政治焦点。美国反复强调获取该岛的战略价值，在欧洲被解读为单边战略计算。欧盟机构和多国政府重申对国际法、主权和既有安排的尊重，强调领土和主权的改变不应以胁迫方式推进。
欧洲极右翼从“疑欧”到“疑美”的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其结构性政治困境的结果。例如，德国选择党长期强调“主权至上”和“反对外部干预”，但当特朗普政府以同样的逻辑对欧洲施压时，这套叙事出现内在冲突。魏德尔的“反美”表态反映了这一现实：如果主权可以被更强大的盟友轻易凌驾，那么极右翼的“反干预”立场便失去了一致性。
类似的困境也出现在法国。国民联盟在移民与治安议题上与特朗普立场接近，但在对外政策上保持距离。巴尔代拉批评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是“帝国野心”，并认为威胁格陵兰岛主权是对欧洲国家的挑衅。这种立场使其与法国政府形成罕见的重合，压缩了其作为“反建制力量”的区分度。
推动欧洲极右翼立场转向的不仅是美欧政治理念的冲突，还有来自欧洲社会的民意压力。多项民调显示，欧洲公众对特朗普外交风格的评价持续走低。在这种舆论环境下，任何在重大外交议题上与特朗普高度捆绑的政治力量都面临被选民视为替外部强权“背书”的风险。
极右翼力量声称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直接回应民意之上。当其在对外政策上显得与公众情绪脱节时，所付出的政治代价更高。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极右翼在面对特朗普激进的对外政策时，不得不在批评与认同之间反复权衡。
更深层的变化体现在极右翼跨国联系的性质上。过去几年，欧洲极右翼与美国部分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常被描述为基于共同价值的国际呼应。然而，委内瑞拉和格陵兰岛事件使这种跨国关系的工具性特征越发清晰。特朗普政府并未在对外军事和威慑行动中体现对盟友主权或右翼叙事的尊重，而是将其纳入自身战略计算之中。当所谓的“理念盟友”发现自身立场被忽视甚至牺牲时，这种跨国联系迅速从加分资源转化为失分负担。
欧洲极右翼集体性的进退失据是其政治逻辑在现实国际环境中遭遇反噬的结果。这些政党既无法完全否定特朗普驱动的“国家利益优先”叙事，又难以接受这一叙事对本国主权和国际法的冲击。这揭示了一条残酷的政治规律：民粹主义在跨国层面不可通约，一国的“优先”必然意味着对他国“优先”的挤压。在强权政治回潮背景下，以主权为核心却缺乏约束机制的政治话语显得尤为脆弱。
欧洲极右翼在美欧政治纷争中的犹疑与变化提示了一个现实：即便在竞争加剧、秩序承压的时代，国际法和主权原则依然构成国际政治不可或缺的约束框架。一旦这一框架被系统性削弱，其代价往往超出任何单一国家或政治阵营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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